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指明了路径。食品产业作为民生之基，历来是我国轻工业的支柱产业。“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食品行业在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实现重要突破，当前正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由人工到智能、由经验到科学的关键发展时期［1］。在大食物观、健康中国战略、可持续发展等宏观战略背景下，食品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由当前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食品产业发展的关键要义。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已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2］。本文拟对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食品领域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提供参考，切实提升食品产业综合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注重科技创新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实现传统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无论是食品领域的智能化管理，还是现代食品的研发，新质生产力都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近年来，在生物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的驱动下，食品科学技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突破，大大提升了食品生产力。例如，在农业领域，基因编辑、分子育种等前沿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快培育高产、优质的新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3］；利用智能灌溉系统结合数据分析平台实施精准作业，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产出效率。在食品生产环节，食品产业正在转向由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生产，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食品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流程，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在食品加工环节，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大改良了食品的品质，利用新兴的酶工程技术和微生物发酵技术能够改善食品口感，满足健康要求的功能性食品不断发展；传感器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实现食品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社会的发展进步伴随着生产要素的类型增加和多样化组合，在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知识、管理、信息等都成为了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生产力发生跃升的基础。新质生产力强调“质”的提高，能够催化食品行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高食品生产、管理的精度。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既注重食品产业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实现其价值最大化，也强调以行业管理创新及行业销售模式发展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例如，通过引入先进的检测和质量管理系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有效监控和管理，以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为代表的企业内部合规管理模式，通过整合企业内部人员、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实现了企业的自我运作、评估与管理［4］；建立完善的追溯体系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处理产品质量问题，使生产端、加工端、流通端和消费端全供应链流程信息得以实时追踪，提高消费者信任度和品牌声誉；传统劳动力与数据要素的创新性重组能够为食品行业的发展开辟新赛道，农户利用互联网、移动支付、物流配送与自媒体等，搭建食品销售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等的销售渠道，有效缩短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在食品科学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和食品行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基础上，食品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能够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通过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摆脱传统增长模式［5］。其一，助推食品新业态发展。例如，近年来预制菜产业市场扩容趋势明显［6］，2023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达5 100 亿元，2024 年3 月18 日，《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布，引导预制菜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其二，绿色可持续成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其更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食品产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生产端，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通过引入环保技术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推动产业向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在消费端，绿色食品行业销售额整体呈上升趋势，2021 年全国绿色食品销售额超过5 000亿元［7］。其三，食品产业步入安全与健康并行的发展阶段。“十三五”以来，我国陆续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等文件，健康中国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健康饮食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消费新趋势。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食品产业科技支撑，以科技创新促进食品产业发展的成绩显著。2024年一季度，全国食品工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2.1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 536亿元，为轻工业稳步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积极贡献［8］。食品工业产值的积极向好，展示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潜力。然而，当前食品产业仍然存在部分短板，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属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这一问题在食品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统筹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食品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展，不同于多数经历了完整现代化周期的发达国家，我国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压缩式”的现代化进程［9］。在压缩式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食品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但也面临着统筹产业发展与保障食品安全的共时性困境。
一方面，需要统筹食品产业整体发展与安全保障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食品产业基础较为薄弱，食品生产经营者基数大、异质性强、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的特点长期存在，从成规模的食品企业，到不计其数的流动商贩、小作坊、食杂店，不同规模和类型的食品企业发展需求均不相同，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守法意识与合规能力更是参差不齐，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10］。以餐饮业为例，截至目前我国餐饮收入已突破4万亿元，但绝大多数餐饮企业均为10 人以下的微小企业，生产效率低下，食品安全质量难以保障［11］。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当恩格尔系数在30%～50%时，是食品安全问题最高发的时期。我国当前恩格尔系数长期居于30%上下，中西部地区及部分农村地区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徘徊，总体而言，仍然处于食品安全风险易发、高发期［12］，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守好食品安全底线依然任重道远，我国食品产业在安全与发展之间蹒跚前进。
另一方面，需要统筹食品新业态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在食品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食品新业态已不断涌现。伴随着社会发展，传统食品业态与互联网、新技术、新理念不断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网络餐饮、预制菜、无人现制现售等新业态。食品新业态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发展的典型样态，但也给食品安全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若监管不足将导致食品安全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若过度监管则会束缚食品新业态的健康发展，食品新业态发展面临着科学监管与鼓励发展之间平衡的两难问题［13］。
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作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孵化作用。当前我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技术人才短缺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的制约。
一方面，我国食品领域应用型人才较为短缺。食品领域应用技术人才主要包括专职科研人员与食品企业研发人员。在专职科研人员方面，存在传统人才多、复合应用型人才少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食品领域创新人才、研发投入仍然有待提升。在食品企业研发人员方面同样存在缺口，我国食品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高校食品科学专业毕业生向其他行业流失，导致食品企业生产端高素质人才短缺。此外，食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高，较为分散的市场结构与创新成果的低回报性，制约了食品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人才投入力度。
另一方面，各主体间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当前我国高校等科研机构的成果考评以论文等为主要形式，对于成果产业化水平、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推广应用指标关注较少［14］，且在设定食品领域研发项目主题时，存在追求学术热点、理论价值的现象，对于食品企业实际研发和应用需求考虑不足，绝大多数食品企业的话语权也较弱，参与度较低。这就导致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目标定位与激励准则方面存在差异，产学研用之间的衔接不畅，科研机构与食品企业之间合作不足，难以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加之知识产权共享的激励相容、利益共享机制缺乏，势必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许多耗费巨资产出的科研项目并未有效转化，食品企业面临的技术瓶颈也未得到有效解决。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还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其中，营商环境是稳定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5］。近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已从2008年的第90 位稳步上升至2020 年的第31 位［16］。为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当前的营商环境仍然存在改善的空间。
其一，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近年来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食品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已有明显下降，但实践中行政裁量权的不规范、产业发展政策的不确定、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不够等因素仍然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企业难以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化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17］；其二，企业融资存在困难。食品科学技术的攻坚创新、食品行业管理模式的革新、食品绿色产能的开发具有周期长、门槛高、成果转化率低的特点，这使得食品产业创新面临着较高的融资约束。在营商环境堪忧的情况下，企业融资缺乏制度保障和足够力度的信贷优惠政策，加之金融机构与食品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企业无法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创新活动的开展也就难以为继［18］；其三，知识产权保护不足，食品市场存在同质化无序竞争。当有食品企业推出新研发的产品或主打某一健康概念后，市场上很快会出现售价较低的仿品，在知识产权意识较弱、保护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对于被仿冒的企业而言，维权成本高、周期长、举证难，极大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营商环境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营商环境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现。
在我国当前的产业基础上突破食品产业发展与食品安全保障共时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双重目标之间寻找均衡点。一方面，食品安全是不可撼动的底线，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四个最严”等强化监管效能的政策，着力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另一方面，食品新业态的发展已成蓬勃之势，促进科技创新、开辟市场空间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实现、迭代循环的。针对我国当前食品产业异质性强、规模差异大的特点，应当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采取分类指导的方式，梯度化布局食品产业。
分类指导是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之一，强调政策与措施的精准性。在新质生产力所要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头部企业、大型企业主要通过基础产品改进、技术创新等方式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中小型企业则通过技术学习、稳步跟进的方式共同发展［19］。具体而言，在食品产业中，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规模大小、食品安全信用状况与发展需求，可将食品企业分为四类。根据国务院食安委2022 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食品从业者经营规模可划分为大中型与小微型；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2 年发布的《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参照《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理办法》等地方细则，统筹静态、动态、通用风险三类风险因素，食品从业者安全信用风险等级可划分为高信用风险等级与低信用风险等级，交叉组合得到“大中型-低信用风险”“大中型-高信用风险”“小微型-低信用风险”“小微型-高信用风险”四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对于经营规模较大、信用状况良好的“大中型-低信用风险”企业，应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需求，针对性给予政策扶持与激励，激活其持续发展动机，推动食品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各类资源，打破技术壁垒，加快发展食品新业态，由传统的产能型竞争转向创新型竞争。作为超前布局食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后备军，力争在合成生物学、食品生物信息学、食品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食品和细胞产业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自主原创性、重大技术突破、产业引领性的国际级成果，抢占世界未来食品高科技阵地与产业高地；对于经营规模较大、但信用状况较差的“大中型-高信用风险”从业者，则应以强化其落实主体责任、增强合规经营意识为主要着力点，引导其自觉改善经营状况，通过主动发布“食品安全承诺”等方式提高企业声誉，向食品龙头企业看齐；对于信用状况良好的小微型企业而言，可通过直接经济奖励、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措施予以激励，助力其做好食品传统产业的基石；“小微型-高信用风险”生产销售商往往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领域，也是阻碍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隐患，对于此类从业者应及时采取约谈、帮助改善经营等行政指导方式纠正其行为，对于已经构成违法犯罪的应按予以严厉打击，捍卫食品安全底线。
劳动者是生产活动的能动主体，对生产力质态跃升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才已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和重要支撑，在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一方面，着力构建多元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其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食品领域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当前的食品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科教融合育人体系，既要强化基础性的科技人才培养，为科技创新夯实基础，也应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结合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与市场发展趋势，优化现有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输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时代食品领域人才［7］。其二，努力培育食品行业相关企业高质量人才。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需要大量食品企业中具有研发能力和经营管理的人才，不断优化组合各类生产要素资源，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应鼓励相关企业聚焦国内外食品行业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积极开展学习培训，加强领域内高质量技能人才、研发人员培养，同时大力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食品企业。
另一方面，健全多主体间产学研用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其一，构建食品领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食品企业、监管部门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效沟通、系统衔接、一体化推进的长效协同创新机制。企业作为市场前沿主体，能够为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提供精准的目标导向、实践平台和资金支持，有效提升科研成果应用价值。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优势则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共同服务于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资源的整合力度，整合优势科技资源，组织多方主体联合攻克食品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充分发挥协同作用［20］。其二，强化以满足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研考评机制，在食品关键技术研发等相关科研项目考核上，应提高产业化导向的绩效考核比例，引入食品行业用户评价机制，提升产业成果转化对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的影响作用。此外，应鼓励并引导企业积极参与食品领域关键技术研发等项目遴选、立项与研究工作，探索“急产业发展所急，需企业创新所需”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形成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
从西方现代化历程经验来看，产业革命与技术创新并非完全依靠市场化的道路，而是有赖于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甚至许多关键性技术的突破都是通过政府推动而实现。因此，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优化营商环境对于科技突破、产业发展和生产力跃升具有重要意义［21］。
首先，在宏观层面，应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有为政府促成有效市场，为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奠定基础。其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职能向科技创新服务转变，从宏观引领、前瞻部署、政策供给等方面，构建政府服务科技创新的新格局，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下的产业创新受阻；其二，进一步强化制度稳定性，注重食品监管政策法规的可预期性，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过度干预，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减少食品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其三，进一步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制定合理的食品市场发展规划，有效引导市场发展，充分激发食品领域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生产力跃升中的协同效应［21］。
其次，在微观层面，应针对食品企业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其一，完善市场化营商环境，降低食品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具有创新能力的食品企业行政审批流程，降低有关企业运营成本，通过放管结合、放管并重促成市场化营商环境，消除食品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无效桎梏［22］。其二，完善国际化营商环境，缓解食品企业融资困难。在食品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重大技术创新往往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行业领域细分情况来看，预制菜、烘焙、预调酒和保健食品等板块是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投资热点［23］。完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外企业良性竞争，拓宽食品企业融资渠道，有助于食品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与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推陈出新。其三，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食品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我国当前食品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法治亦是保障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的底线。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要求政府有效发挥引导、规范与保障作用，加强法治建设，依法规范食品市场主体行为，特别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食品领域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与酒类、功能食品、药食同源等重点领域保障，促进食品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障创新型食品企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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