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澳大利亚农业产区分布图［2］
Fig.1 Agriculture production zones in Australia［2］
方忠祥副教授、谭洪卓研究员主持“澳大利亚农业、食品及其科教发展”特约专栏文章之一
Australi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2022—2024 and Future Trends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之一，它包含了一些年度内或跨年度内降雨量最多变的地区，其内陆很多地方要么是干旱地区，要么是半干旱地区，而其他地区气候变化差异也很大，从热带气候区、温带气候区到农业生态区。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多年来，澳大利亚生产出了比其人口需求更多的食物。大宗商品对土地需求之大导致澳大利亚农业在规模上持续加大，农场平均面积继续增加。2022—2023年，受到适宜的降雨量和商品价格的支持，农业产值再创新高，其超过70%的农产品用于出口海外[1]。目前国际上对农业的关注焦点是农业系统的发展，因此对农业发展现状的了解和未来趋势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以2023—2024年澳大利亚的农业文献、资料、信息、新闻等及2024年为期半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农业与食品类展览、行业会议、学术报告等途径为主，梳理归纳澳大利亚农业发展最新现状、与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广大同行交流分享，为我国农业政策制定、科技研究、贸易经济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信息参考。
根据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和科学局（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nd Sciences， ABARES）2024年3月公开发布的《2024 澳大利亚农业概况（Snapshot of Australia Agriculture 2024）》报告[2]：澳大利亚农业土地使用占全国土地的55%（截止2023 年12 月数据，4.26亿公顷，不包括木材生产）；农业用水量占74%（2021—2022 年数据：农业使用9 981 亿L）；农业商品和服务出口占总出口的13.6%（2022—2023 年数据）；GDP 增加2.7%，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2.2%（2022—2023年数据）。澳大利亚的农业活动取决于气候、水资源可用性、土壤类型和与市场接近程度。牲畜业放牧广泛，分布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而种植和园艺一般集中在相对靠近海岸的地区（如图1）[2]。
图1 澳大利亚农业产区分布图［2］
Fig.1 Agriculture production zones in Australia［2］
基于农业占澳大利亚土地使用的一半以上，因此农用土地的可持续性对于农业企业和普通公众来说是个重要问题。目前许多可持续使用的土地管理实践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农民的操作标准。例如，有85%的农场保留残茬、68%的农场减少耕作、65%的农场优化使用并减少对杀虫剂和化肥的依赖、61%的畜牧业农场使用各种放牧管理系统或轮作放牧、61%的农场设定了长期地面覆盖以降低对水资源的需求等[2]。
澳大利亚有一个多样化的农业、渔业和林业体系，生产一系列作物和牲畜产品（图2）[2]。2020年打破了为期3年的东海岸干旱气候，连续几年农业产量破记录。许多农业地区在一个季度内的生产条件从极差转向极好，加上澳大利亚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的大宗商品价格都非常高，使得过去20年，包括渔业和林业在内的农业生产总值经消费者价格通胀调整后，实际增长了51%，从2003—2004年的622亿澳元增长到2022—2023年的943亿澳元。农业、渔业和林业生产的总价值实际增长了46%，从2003—2004 年的约685 亿澳元增加到2022—2023年的1 001亿澳元（图3）[2]。
图2 澳大利亚2022—2023年农业、渔业和林业生产产值（以商品计）[2]
Fig.2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value of production，by commodity， 2022—2023[2]
图3 澳大利亚2003—2004年至2022—2023年农业、渔业和林业生产情况［2］
Fig.3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production， 2003—2004 to 2022—2023［2］
面对国内和全球竞争，澳大利亚对农业产业进行了系列改革和投资。2022—2023 年农业生产总值达到创记录峰值后，该行业站在了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强势地位[2-3]。2019—2020 年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约占农业、渔业和林业生产总价值的72%。每个行业的出口定位因商品种类而异，小麦和牛肉是大型主产业，比乳制品、园艺产品和猪肉出口更多。2003—2004 年以来，农产品出口的实际价值在440～800亿澳元之间波动，而到2022—2023 年农业、渔业和林业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800亿澳元。谷物、油籽和豆类是增长最快的出口领域，2003—2004 年至2022—2023 年期间，实际出口值以年平均11%的速度增长，其次是园艺产品（5%，不包括水果和蔬菜）、肉类和活体动物（3%）[2]。
澳大利亚每年种植约2 200万ha的商业粮食作物，其先进的农业系统、新植物品种和新技术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可靠性[4]。澳大利亚各地种植的作物组合相当稳定，其北方地区冬季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鹰嘴豆、小黑麦、蚕豆、羽扇豆、豌豆、油菜籽、小米、红花和亚麻籽等；而夏季作物有高粱、向日葵、玉米、绿豆、大豆、棉花和花生等。在南部地区，冬季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小黑麦、黑麦、羽扇豆、豌豆、油菜籽、鹰嘴豆、蚕豆、豌豆、扁豆和红花等，而夏季作物主要是水稻和玉米等[4]。
小麦虽是澳大利亚的主产粮食，但其产量仅占世界小麦产量的3%，每年约2 500 万t，而在世界贸易占比份额却达到10～15%（每年1 亿t 全球小麦贸易），说明其大部分产出是用于出口。每年生产大麦900～1 000 万t，种植在南部粮食带的近400 万ha 土地上，约有30～40%为麦芽大麦。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麦芽大麦出口国，占世界麦芽大麦贸易的30%以上。油菜籽因其可以作为食用油、生物燃料和饲料而受到全球追捧，产量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超过350 万t，占世界出口贸易的15%～20%。欧盟对油菜籽需求很大，主要作为生物燃料。澳大利亚平均从200 多万ha 土地上生产超过300 万t 的豆类，南澳、西澳和维多利亚州是最大的豆类生产州。澳大利亚在为国际市场生产高品质燕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燕麦产量每年平均150 万t，占地89 万ha。碾磨燕麦产于西澳西南部谷物种植区、南澳、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些地区[4]。
澳大利亚生产的水稻有三类：一是中等谷物粳稻品种，占80%；二是长粒籼稻品种，包括香稻。三是籽粒较短的谷物品种，如专门为日本市场种植生产的越光品种（Koshihikari）。在新南威尔士州约有2 000户家庭农场企业种植水稻，其土地使用需经过批准，并受各灌溉公司的水稻用水政策管理。澳大利亚水稻产业在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领先于世界，其种植水稻用水量比全球平均水平少50%[5]。
澳大利亚生物安全是指管理病虫害在澳大利亚境内的进入、证实和传播对经济、环境和社区造成的风险。具有生物安全意义的害虫和疾病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外存在但目前在澳大利亚没有发现的；另一类是已证实在澳大利亚存在的。通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各州和领地政府、各行业、土地所有者和社区的共同努力，澳大利亚的生物安全系统降低了外来害虫和疾病入侵的可能性和那些已经证实入侵虫害和疾病的影响，减少了对澳大利亚的人、动物、植物和环境产生更大伤害[2]。
能摆脱全球一些主要虫害和疾病能给澳大利亚农业产业提供显著的贸易优势，这对于保持重要的出口市场和农业产能非常关键。一旦外来虫害和疾病入侵，经济损失巨大。例如，2020—2021年一场在多州爆发的口蹄疫疫情估计将在10 年内造成800 亿澳元的损失[2，6]；2018—2019 年非洲猪瘟入侵后在澳大利亚流行，据估算花费了4～25 亿澳元[2，7]。2017—2018年的Pierce’s皮尔斯氏病可能导致澳大利亚园艺产业在50 年内损失12～111 亿澳元[2，8]。因此采取阻止其入侵的生物安全措施，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由澳大利亚政府谷物研究与发展中心（Gr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GRDC）与五个州政府部门合作领导的一项投资4 270万澳元的开创性国家生物安全倡议——国家谷物诊断和监测倡议（the National Grains Diagnostic and Surveillance Initiative，NGDSI）将改变澳大利亚谷物生物安全系统的有效性和响应能力。这项倡议为期6 年，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流程来提高澳大利亚快速检测和准确诊断外来害虫和植物疾病的能力，使识别工作能够在农场附近而不是在实验室进行。同时，NGDSI 将利用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isheries and Forestry，DAFF）和外交与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FAT）的情报网络，对每种粮食的高风险植物害虫、国家重点植物害虫和10 种新出现的风险害虫进行病虫害风险分析。通过多举措降低外来病虫害对农业造成的危害[9]。还有由DAFF、GRDC等10家部门机构发起的植物生物安全研究倡议，支持跨部门研发与评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生物安全威胁对澳大利亚农业产业造成的破坏后果，包括影响农业产业、社区和环境的疾病、杂草以及地方性和外来害虫[10]。
澳大利亚的农场收入受到气温上升和冬季降雨量下降这种长期趋势的不利影响。Hughes等的数据库模型[11]估计，相对于1950—2000 年，2001—2020 年期间的气候条件变化使大片农场的年平均利润减少了23%，即每个农场约减少29 200 澳元。这些影响在西南部和东南部最为显著，北部和沿海的高降雨量地区受影响较小。然而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农业的长期影响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开发的一些气候模型项目对未来气候变化范围、需采取的措施、农民将面临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见解。例如，ABARES已经用模型估算了到2065年，在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增长1.4～2 ℃的条件下，气候条件继续恶化对农业利润的潜在影响[12]。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各州、大学和行业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研发投入在将新技术和知识转化到农业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澳大利亚农业产量增长、提升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根据ABARES 2024 年2 月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2022—2023 财年，澳大利亚农业研发资金达23.2 亿澳元，其中公共机构包括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计投入13.2 亿澳元，私营部门为10 亿澳元。总额虽然略低于前一年的23.5 亿澳元，但在2013—2014 年至2022—2023 年，农业研发资金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01%[13-14]。报告指出，在10年时间里，农业研发每花费1澳元，农民就会获得近8澳元的回报，说明研发投入在提高农业经济可行性方面的巨大影响和潜力[15]。
澳大利亚每年将约占粮食生产总值1.5%的资金用于研发和推广，其研发与推广的投资约占全球该类总投资价值的2.5%左右；这些资金来源主要是商品税和澳大利亚政府相应的研发投入，包括州政府、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和其他私人实体。澳大利亚以税收为基础的农村资金具有稳定的优势，使GRDC 能够根据整个粮食行业的优先事项分配研发与推广资金，重点是基因改良、农艺和农业系统、作物保护、作物营养、自动化、市场准入、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等。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主要集中在种子、生物技术、农用化学品、化肥和农业机械上，与公共研发形成互补[16]。随着全球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澳大利亚为确保农业产业的韧性、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维持并尽可能增加对研发的支持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是农业科技理念和商业化创新的世界领导者，拥有遍布全澳各州和地区的世界级农业科技公司等完整生态系统。澳大利亚农业科技产业开发和商业化的技术对实现其生产力、可持续性、数字化、就业增长、气候目标和减排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领先的农业科技产业是改变澳大利亚农业生产方式和供应链的基石，推动了世界领先的出口声誉，也是通过商业和规模化应用技术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性和气候适应的关键推动因素[15]。
农业科技在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和竞争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该国农业部门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尤为重要。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挑战的核心是采用和整合农业科技，这始终是农业增长的驱动力。数据驱动的分析和自动化等技术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农业实践，优化了生产力，同时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图像和智能灌溉系统等先进技术的使用使农民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效地生产粮食和纤维[15]。
农业科技领域的技术应用非常广泛，全自动拖拉机、喷洒无人机、机器人和全自动农场助力农业与食品体系向数字化趋势转型，人工智能、量子、人工和虚拟现实、先进制造业、机器人和无人机、大数据、Web3（包括区块链）、数据（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以及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多种多样，形式各异。2023 年10 月澳大利亚农业技术协会、Findex Australia、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和维多利亚农业协会在墨尔本发布了共同编制的《2023 年澳大利亚农业技术行业报告》，描述澳大利亚农业通用技术包括软件应用程序或无人机、太空技术或健康技术、区块链或人工智能等类型，在农业领域应用较多的是：软件应用70%，其次是传感器和传感系统60%、物联网58%、数据分析56%和人工智能54%[15]。
农业科技生态系统能力建设涉及意识、宣传、教育、直接资助、研究、商业化、供应链发展和基础设施等多个杠杆，政府在农业科技发展和应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拨款和资助计划激励市场，鼓励初创企业，吸引投资，促进研究，降低技术和试验成本[15]。
劳动力是澳大利亚农业的关键投入之一，虽然只有约2.1%的澳大利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7]，但农场就业机会可观，且全年各不相同。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4年最新劳动力调查，截至2023年11 月，澳大利亚农业领域雇佣25.7 万人，较上年增长2.4%，但较10 年前下降0.7%。在农业产业中，广亩农业是最大雇主，其次是水果和坚果种植、乳业养殖、蘑菇和蔬菜种植[2]。
同时，澳大利亚原住民参与农业显得越来越重要，向市场推广澳大利亚土著产品有很大潜力。2024年3月，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计划制定一份关于原住民农业的国家声明，遵从具有战略高度，遵循原住民自主决策原则，融合原住民的观点、经验和利益，推动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农业、渔业和林业方面实现更大的包容性，该声明预计2025 年出台[18]。
澳大利亚农民绝大部分都是世代相传历史悠久的家庭农场主，公司化经营。优秀农场主一般拥有较高学历，且兼任很多农业组织相关负责人，如国家农民联邦、澳大利亚农业安全委员会、农业领导多样性委员会。从持续了21 年的澳大利亚全国年度农民奖也可看出对农业的重视和农民的职业归属感，该奖由Weekly Times 和Coles 联合主办，表彰职业农民的成功、创新和对农业的热情、农村和地区农业的卓越和创新，奖励他们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2022 年度农民奖于2023 年6月在堪培拉议会大厦举行，2023 年农民奖于2024年2 月在墨尔本Cricket Ground 举行[19]。每年奖项分类有差异，譬如2023年揭晓2022年度分为澳大利亚年度农民、青年农民、农村社区领袖、乡村顾问、农业学生奖、卓越创新奖、卓越技术奖、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卓越奖、农业研究卓越奖[20]。2024 年揭晓的2023 年度奖项分为牛肉、作物、乳制品、园艺、养羊和创新6大类；决赛评价标准主要是在产量、可持续性和创新性三个方面是否发挥关键主导作用[19]。获奖农民家庭表现出了对创新和可持续性的坚定承诺，提高了澳大利亚作为食品生产和农业综合企业领导者的声誉，为产业的未来和繁荣开拓创新，在养活世界和为世界穿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实现澳大利亚农业到2030年成为1 000亿澳元行业目标的生力军[21]。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提供援助、合作和贸易等方式，与太平洋岛国和领地（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PICTs）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PICTs传统的可持续性面临的主要挑战有：食物短缺、气候变化、城市化、非接触性疾病、病原体与害虫的风险、渔业过度捕捞等。谷物及大宗食品是PICTs的主要进口食物。由于距离、高船运成本和燃油价格等原因，PICTs之间的贸易额远远小于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贸易额，且每个国家的食物分布不均。2021 年，太平洋地区国家共同制定了先进的南太平洋食物系统战略，该战略包括了太平洋地区与太平洋22个岛国和领地[22]。
在食品标准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是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成员和坚定支持者，并与西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合作，以促进这些国家对法典标准的有效参与和应用，以加强太平洋地区的食品安全系统。2024年2月由澳大利亚政府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资助北美和西南太平洋组织的法典成员国第二次研讨会在斐济的纳迪举行，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库克群岛、斐济、汤加、瑙鲁、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美洲联盟和瓦努阿图的农业、卫生和贸易代表达成一致，同意合作和促进食品法典的制定和在该地区实施，以加强和发挥各国的参与，促进共同利益[23]。
在农业领域，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劳动力循环迁移是双方农业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新的太平洋澳大利亚劳工流动（The new Pacific Australia Labour Mobility scheme，PALM）计划合并和取代了澳大利亚政府之前的两个主要国际劳工流动计划：季节性工人计划和太平洋劳工计划。PALM的核心是招募太平洋岛屿工人，填补澳大利亚农村和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工人在澳大利亚一次工作期限可达9个月，签证有效期达四年，吸引了许多太平洋岛屿工人来澳工作，满足了澳大利亚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澳大利亚劳动力循环迁移方面的举措，为太平洋岛国劳工学习农业实践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提供了诸多机会，也促进了太平洋岛国的农业发展，为国际劳动力流动和更广泛的价值链实现提供了互利共赢的案例[24]。
澳大利亚大量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并受益于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中国同样依赖澳大利亚出口的一些关键产品，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天然气，但依赖程度比澳大利亚依赖中国要低。其他出口产品如乳制品、兽皮和羊毛等农产品，也主要销往中国，但这些产品的出口规模与铁矿石和天然气出口相比微不足道。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平衡非常有利于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价值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价值。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流动规模和贸易产品类型表明了互惠互利、实现双方共同利益始终是明智的努力方向[21]。
澳大利亚谷物在中国备受推崇，大麦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2023 年，在取消关税后，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近300 万t 大麦，价值12 亿澳元[26]。2023年9月，在取消关税后，澳大利亚出口谷物创新中心（Australian Export Grains Innovation Centre，AEGIC）在北京和广州举办了两次澳大利亚大麦技术会议，代表澳大利亚谷物公司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农业贸易和市场准入合作计划为中国客户提供了关于大麦新品种、行业发展、麦芽和酿造工艺进展以及澳大利亚大麦生产的及时实用信息[26]。2024 年4 月初包括AEGIC 在内的西澳大利亚州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探索澳大利亚小麦、大麦、燕麦和其他谷物出口的新机会；代表团会见了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商之一百威英博、中国酿酒和麦芽行业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加强与澳大利亚与其最大大麦市场的联系。他们还与百事公司讨论了新燕麦产品及燕麦用于早餐以外膳食的潜力[26]。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是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国签订的一项多边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享受大麦零关税[27]。在过去四年中，在工业界和澳大利亚政府推动下，通过对政府的农业贸易和市场准入合作计划资金投入，使农产品出口多样化；加之澳大利亚在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的农业顾问的积极推动，使澳大利亚大麦和麦芽在拉丁美洲市场显著增长[27]。
澳大利亚粮食行业重视扩大其在拉丁美洲市场的影响力。在过去三年中，澳大利亚对拉丁美洲的大麦出口价值实际增长了416%，在2022—2023年达到2.56 亿澳元，主要包括麦芽大麦（2.47 亿澳元），其余为饲料大麦，这是由于澳大利亚创纪录的优质大麦产量和中国市场大麦出口的转向所致。在拉丁美洲市场上，用作饲料的大麦比大豆和玉米更受欢迎[27]。2022年，澳大利亚占墨西哥大麦进口额的95%，总价值1.45亿澳元；秘鲁和厄瓜多尔分别进口了价值4 200万澳元和1 460万澳元的大麦；阿根廷占拉丁美洲4.88亿澳元大麦进口的84%；巴西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继续从澳洲采购大麦[27]。
澳大利亚出口谷物创新中心2024 年2 月访问了巴西、智利、秘鲁和墨西哥，会见了澳大利亚麦芽大麦和麦芽的各类客户；在墨西哥和巴西分别举办了三次关于澳大利亚麦芽大麦技术论坛，为拉丁美洲客户提供最新信息，吸引酿酒商、麦芽商、贸易商和行业协会参与，助力澳大利亚成为拉丁美洲优质麦芽大麦和麦芽的可靠供应商[27]。
澳大利亚对拉丁美洲的其他粮食和油籽出口也大幅增加。2022—2023 年，油菜籽和燕麦是澳大利亚对拉丁美洲的第二和第三大粮食和油籽出口，仅次于大麦。油菜籽出口价值1.7亿澳元，主要流向墨西哥的油菜籽榨油行业，仅少量出口到阿根廷和巴西。墨西哥是澳大利亚燕麦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中国，在2022—2023 年，澳大利亚出口到拉丁美洲的燕麦全部在墨西哥[27]。
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对东盟第二大经济体泰国的葡萄酒出口稳步增长。2023 年10 月，澳大利亚政府就改善葡萄酒出口到泰国的准入谈判成功，葡萄酒出口商可使用亚太经合组织葡萄酒示范证书来证明他们对泰国的出口许可，这种简化认证过程减少了出口商的成本和管理负担。2022—2023 年，泰国是澳大利亚第八大最有价值的葡萄酒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国际出口的扩大和多样化有利于抵消国内葡萄酒生产增加所带来的负担。澳大利亚政府也在支持出口商通过东南亚商业交易所等渠道进入和扩大东南亚市场；通过农业贸易和市场准入合作计划提供资金，帮助葡萄酒行业扩大市场并使其多样化[28]。2022—2023 年，澳大利亚向泰国出口了创纪录的6 100万澳元葡萄酒；与2021—2022 年相比，增长了31%。由于消费者偏好、红葡萄酒品种多样化和中国市场出口的重新定位，红葡萄酒在贸易价值中的份额从2012—2013年的71%增加到2022—2023年的82%；2022—2023 年白葡萄酒占贸易价值的17%，在过去三年中也有回升[28]。
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2024 年3 月在墨尔本举行，进一步巩固了双方关系，促进合作与贸易，这对东盟发展和澳大利亚农业贸易均非常重要。到2040 年，预计东南亚将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东盟消费市场是澳大利亚的10 倍。澳大利亚对东盟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在过去5 年中几乎翻了一番，2023 年达到172亿澳元。澳大利亚还有五分之一的农产品进口来自该地区，凸显澳大利亚与东盟地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及日益增长的双向贸易和投资机会。目前澳大利亚约23%的农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东盟市场多样性对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为不同类别的产品提供了多种选择，澳大利亚柑橘满足了东盟市场对各种尺寸和品种水果的需求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29]。
澳大利亚的农业、渔业和林业产值将在2024—2025 年出现反弹。澳大利亚最新的农业商品和作物报告预测，在恶劣气候条件影响了2023—2024年农业产值后，2024—2025 年农业总产值将再次增加，预计反弹6%，使澳大利亚农场、渔业和林业的总价值达到908 亿澳元，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三高。其中农作物、牲畜和畜产品总价值将分别增至487亿澳元和362亿澳元。对于澳大利亚畜牧生产和畜牧产品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新高，是在有利气候条件和牲畜价格上涨的综合结果。2023—2024 年夏季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随后东部土壤水分储备增加，预计为2024—2025 年冬季作物的种植提供良好条件[30]。尽管2024—2025 年预测气候条件对生产有利，但出口会下降。2023—2024 年，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出口额将下降13%，至716亿澳元，2024—2025年预计还会再下降5%，至681亿澳元[30]。
到2030 年，澳大利亚人口及其对饲料谷物的需求将增长，全国人口将增长16%～19%，达到3 000 万左右。肉类消费模式正发生变化，鸡肉和猪肉消费逐渐占主导地位，而牛肉和羊肉消费在下降。澳大利亚人对饮食包括谷物食品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但气候和季节变化限制了许多粮食产量的增长，加之低成本国际供应商的竞争，澳大利亚农业科学家、技术人员、农民及其顾问等正努力开展增产研发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出口需求[31]。
AEGIC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Ross Kingwell 在《Australia’s Grain Outlook 2030》中预测，到2030年，澳大利亚国内对粮食需求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东部，人口将增加，对饲料谷物、面粉、食用油和麦芽的需求随之增加；饲料粮食需求将增加224～248 万t，面粉和麦芽生产还需要0.64～0.77亿t粮食，粮食生产将增加至565万t。由于人口增长和国人预期饮食习惯的变化，大部分增加的粮食生产将用于国内饲料和粮食使用，主要集中在东部，以满足东海岸饲料和食品需求的增长；而额外可出口粮食盈余的主要来源将是西澳州和南澳州。预计2030 年可供出口的额外粮食盈余在240～277 万t 之间。各地粮食需求和生产将出现重要的空间差异，这些空间格局的变化对澳大利亚粮食产业具有重要的结构性意义[31]。
根据ABARES的2024年3月最新数据，澳大利亚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的名义价值预计在2023—2024 年增长0.5%，达到35.6 亿澳元，主要原因是野生岩龙虾价格上涨，及金枪鱼、鲍鱼和牡蛎等各种水产养殖物种产量的增加。尽管个别商品存在差异，但在2024—2025 年至2028—2029 年间，澳大利亚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的实际价值预计保持稳定，平均价值为34.8亿澳元每年。在整个行业中，由于全球供应增加和澳元可能升值，预计在2023—2024 年至2028—2029 年期间，实际平均价格将会走软。在过去20年里，鲑鱼在澳大利亚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中的份额强劲增长，2023—2024 年达37%。尽管全球鲑鱼产量增长抑制了价格，但澳大利亚产量预计在中期内适度增长，这将抵消岩龙虾和鲍鱼等其他关键大宗商品因实际价格下降而导致的产值下降。水产养殖将继续其对海产品生产总体贡献的趋势，从2023—2024年的60%增加到2028—2029 年的64%，到2028—2029 年水产养殖的总体实际价值将达到22.1亿澳元[32]。
当食物系统全球化正面临多样化、竞争性和长期发展红利正在被逐渐削弱时，风险综合管理和建立更有韧性的食物系统尤为重要。澳大利亚正在构建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2015 年作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日程》一部分内容已开始执行，标志着向千年发展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能够确保足够资源和持续努力，就能消除贫困和饥饿[1]。
近几年，随着一系列环境和气候事件、冲突和战争、新冠疫情、食品价格上涨和其他因素影响，使得全球现在的相对饥饿和绝对饥饿水平比2015 年时期的水平还要高，其中2021 年比疫情前（2019年）增加了1.22亿饥饿的人口，2022年也与此相当。联合国估计超过7 500万人在2022年遭受极端贫困，这个数字比疫情前多，因为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冲突的发生，生活成本危机致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疫情期间的旅游限制、封闭、减少经济活动等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是短期的，全球排放水平和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已破新纪录。对自然资源的污染和持续侵蚀，增加了全球食物安全和人类福祉的威胁，需要全球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合作努力[1]。
澳大利亚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将土壤视为重要的国家资产，他们高度重视对土壤的科学和可持续地管理，使其有利于保护本国环境、气候、经济、食品安全、基础设施、社区、健康与生物多样性。2021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2021—2041 年国家土壤战略》与《联邦政府国家土壤战略临时行动计划》的报告，是突出土壤重要性及需要采取国家层面措施来保护和管理这一重要资源的里程碑。《国家土壤战略》为2021—2041年澳大利亚国家、各州与领地政府管理所辖地土壤提供了全国性的愿景和共同目标，阐述了未来20 年如何评价、管理和改善国家土壤，《联邦政府国家土壤战略临时行动计划》概述了澳大利亚政府为实施战略将采取的具体行动[33]。
DAFF 发布的20 年战略框架下的第一个计划《2023—2028年国家土壤行动计划》有助于为后续计划奠定基础。在最初5年期间，重点是建立合作伙伴，改进和创建基础网络、关系、系统、框架、技能和知识，方可助于实现2041 战略愿景。该行动计划侧重于4个优先行动[33]：一是制定一个国家框架，对土壤状态和趋势进行测量、测绘、监测、报告和共享，为土壤最佳实践管理、决策和未来投资提供信息。二是制定全面的政策和战略，发挥土壤保护环境、经济、食品、基础设施、卫生、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社区的功能。三是加快采用土地利用和管理实践，以保护和改善土壤状态。四是确定并发展澳大利亚应对当前和未来土壤挑战所需的劳动力和各种能力。
全球食物系统是土地使用变更、生物多样性损失、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改良食物系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改善生产工艺、消费行为等途径，能降低食物运输、营养、安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紧张局势。在这种全球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农业食品系统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1]。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牵头执行了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咨询项目，旨在重塑澳大利亚食物系统，聚焦健康和可持续膳食、浪费最小化、优化循环、促进向零碳排放的转变，使之与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性和增值产能等相匹配。在一个不确定、多极化的世界里，澳大利亚农业食物系统需要灵活且为多元化未来做好准备。CSIRO 正在通过Ag2050 计划探索寻找答案，这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倡议，要求遵循资源可利用性、整个价值链中食物和纤维的制造都需优化农业食品系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1]。
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农业约占全球土地利用的50%，全球森林砍伐的73%，全球水资源利用的70%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4%[34]。各国政府、投资者和消费者正在通过强化全球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来应对这一问题。欧盟已实施了适用于排放密集型进口产品（目前不包括农产品）碳边界调整机制的过渡阶段。澳大利亚及一些国家政府也在考虑强制采用与气候风险和其他可持续性标准有关的商业报告标准[35]。澳大利亚也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框架，包括农业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不断完善、牛肉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年度更新等[2，35]。
澳大利亚为国内和国际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2021 年联合国食品系统峰会上，改善风险管理和可持续性实践的需求已经得到全球认可。2023年已有126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食物系统路径方案。2023 年底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会议（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也聚焦了食物系统要减轻或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有159个国家提交了宣言书。澳大利亚最近向UNFCCC 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决定将经济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降至43%，2050年降至零[1]。
澳大利亚企业率先做出了尝试，通过气候活动认证——碳中和认证（Climate Active Certification-a carbon neutral certification）支持其碳中和的地位。Climate Active 是澳大利亚政府和企业合作，以推动自愿气候行动。企业可通过Climate Active 获得认证并在产品标签上使用认证标志，向消费者表明其碳中和的意愿和行动。例如，2022年4月，Coles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家提供碳中和牛肉产品线的大型超市，其销售的牛肉包装上印有“碳中和认证（Certified Carbon Neutral）”和气候活动认证标志；与养牛户合作，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改变牛群管理来帮助减少排放；研究种植树木和植被方法，通过碳封存减少牛肉农场的净碳排放[36]。西澳公司“OatUP”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燕麦奶产品。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的Ellinbank 智能农场，拥有先进的乳制品研究和创新设施，目标是到2026 年成为第一个碳中和牧场，以展示澳大利亚农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37]。
人类对不可持续产品的消费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蛋白质来源的需求增加，将超出地球的承受能力。细胞农业是全球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它使用细胞培养和精准发酵的创新技术，生产安全、符合伦理道德和可持续的农产品和食品，以解决当前生产方式中的诸多问题[38]。
虽然尚未获准在澳大利亚销售，但该行业使用基于细胞技术生产一系列产品比如肉类、海鲜、乳制品、母乳和咖啡，有可能改善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并减少人类过多消费动物食品的伦理道德问题[38]。2020 年澳大利亚成立细胞农业非营利组织，2022 年8 月发布了澳大利亚首份细胞农业白皮书，明确了需要投资和支持的关键领域，以释放该行业在澳大利亚的未来潜力[38]。2023 年该组织和Future Alternative共同主办了澳大利亚首届细胞农业会议CellAg 峰会，形成了行业共识，强调细胞农业发展需要跨部门合作，尤其是与现有食品行业合作以开发其巨大潜力。例如，澳大利亚CSIRO 的无动物奶制品子公司Eden Brew 与奶制品合作社Norco 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Magic Valley 公司和Vow 公司在无胎牛血清培养基方面取得了突破，在其培养过程中未使用任何动物产品；还有一些公司利用精准发酵生产食物产品，如Change Foods 开发的奶酪、Nourish Ingredients生产的脂肪，Eden Brew、Me&和All G Foods 公司生产的乳制品；还有一些企业正在寻求扩大生产，如澳大利亚农业科技公司将委托一家精密发酵试验工厂，攻克规模生产在设施设计、施工、调试、管理和生物加工工程等方面的技术挑战[38]。
在政府层面，迫切需要政策优先、并给予投资和私营部门激励措施，以支持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使该领域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39]，从而使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技术的“制造商，而不是接受者”[38]。通过细胞农业发展，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巩固其在农业方面的良好声誉、在多个相关学科方面具有世界领先的优势，与亚洲大型蛋白质需求市场建立牢固的出口关系，以实现其先进的制造业政策的长期目标。澳大利亚细胞农业2023—2024 年的最新发展态势在本刊本期特约专栏另一篇文章有详细综述[40]。
在GRDC 制定的研发推广规划（2023—2028年）中，国家农业创新优先事项是澳大利亚农业创新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农业创新体系面临的关键挑战，以实现到2030 年农业发展成为1 000亿澳元产业的宏伟目标，使澳大利亚农业成为优质食品和农产品的可靠出口商。国家支持气候恢复，以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通过经得起未来考验的生物安全系统，在预防和应对重大病虫害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数字农业的成熟采用者、开发者和出口商。该规划确定了澳大利亚粮食行业发展的政府优先事项，包括：提高农业的可持续性和信誉，使农产品出口进入新的、有前景的市场；通过鼓励农业作为首选职业，解决技能短缺问题，改善工作场所安全、薪酬和工作条件，确保澳大利亚农业价值链的长期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参与，向原住民学习农业与土地管理，增加农业与原住民的融合[41]。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其2022 年人均GDP 达到了65 078 美元，而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大（766.8万km2）、人口较少（大约2 600 万人口）。然而，澳洲大陆是一片世界上最干旱的土地，适合农业用地的肥沃土壤并不多，且农用土地占去了澳大利亚可使用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气候多变的特点带给农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凭借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农业产值实现了持续增长，这让笔者对澳大利亚农业的学习调研产生了浓厚兴趣。
澳大利亚政府对澳洲大陆独特的生物安全系统资源的保护非常重视，并落到了实处，以严格防止生物入侵。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先进科研成果的不断转化推动了产业发展，让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农业科技发展和商业化的采用者和领导者。澳大利亚在保护环境、地球、减排、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本国和国际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积极参与者，其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到国内每个领域、每个层面的从业工作者中，包括农业生产主体的农场主和农民。其评价年度农民奖的标准是在作物产量、可持续性和创新性三个方面是否发挥关键作用。在减排方面鼓励企业率先行动。在农业贸易领域非常活跃，其大部分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太平洋岛国、拉丁美洲、东盟等多个国家及经济体保持长期贸易合作。
面向未来，澳大利亚政府农业部门和相关农业机构根据对全球形势的预判和国内产值的预测，制定相关政策以帮助本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他们对土壤资源高度重视，制定了国家土壤战略计划，并分解成若干阶段，让各州根据具体任务实施。在全球土地使用变更、生物多样性损失、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农业和食品系统更加相互依存，他们抓住细胞农业机遇，重塑食物系统，以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声明：整个澳大利亚农业情况涉及面多，可涵盖内容广，本文内容是基于笔者所读的上百篇2023—2024 年澳大利亚的最新农业文献、专业期刊、官网信息、新闻报纸等、2024 年上半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农业与食品类展会、行业会议、学术报告等途径为主总结凝练的一般性陈述，无法面面俱到，恳请读者意识到这一点，仅供参考。在未事先寻求外部专业、科学和技术参考的情况下，不建议依赖本文内容采取任何决策行动，学术引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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